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为何在短短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影无踪？

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为何在短短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影无踪？

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为何在短短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影无踪？,

　　颗粒软件,cps软件,手机录屏幕软件为什么一个人员精良、资源富集、储备雄厚、水平居于前列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

　　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远在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开始播放经典红色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随后是一条震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告：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由苏联发射。

　　27岁的苏联空军上尉加加林驾驶着飞船，花了1个小时48分钟，绕地球飞了一圈。全苏联的小学生、工人、和售货员都走出屋子，凝视着天空。随后，他们用20响礼炮、花海、一个广场的命名权、以及“苏联哥伦布”的称号来欢迎新英雄。

　　下午四点，肯尼迪总统出席了一场群情激愤的记者招待会，他无奈承认：美国在载人航空上确实落了后。但沮丧而愤怒的美国人并不准备放过他。一位宇航局科学家握着拳头大声诅咒道，“肯尼迪下次竞选注定失败。”另一位宇航员对记者抱怨说：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把人送上去的就是我们。

　　熟知历史的美国人尤其恼怒，因为他们还被自掘坟墓的耻辱感包围——四十年前，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苏联才完成了工业化。“没有我们，他们只能生产马铃薯，应该让他们退回一事无成的废物。”一家美国新闻杂志写道。

　　面对恼怒的公众，肯尼迪的态度则暧昧不清：“我们将投身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这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回到白宫后，总统对他的内阁说：“我们要发明一种在地球上进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

　　1960年，苏联的核潜艇下水试航，其掌握了一亿吨级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后来又有了能把卫星和人送上太空的火箭。美国的物理学家们还发现，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人的脚步跟得更紧。

　　早在1946年，美国推出了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ENIAC，这台机器每秒能完成5000次运算，但只能连续工作20小时。四年后，苏联人发明的MESM运算能力虽然稍逊一筹，但因为减少了65%的电子管，耐用性却更好。

　　1955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TRADIC。四年后，苏联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晶体管计算机M-4，它的成功，同样基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苏联科学家的努力下——苏联晶体管的问世，只比美国晚了几个礼拜。

　　对立阵营的追赶，让美国人在二战后再次感受到了压力。政府和学界在震惊之后开始冷静下来，研究苏联让美国黯然失色的原因。最终他们发现，美国在战前毫无保留的援助，苏联在战后以制推进基础研究，是帮助苏联跃升第二强国的关键。

　　1928年的苏联，是一个站在战争废墟上的落后农业国。它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90%以上的耕种依靠畜力和人力，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是一片空白。这意味着，苏联还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水平。其领导人极度渴望实现快步追赶，但这需要长期的技术和资金积累，他们最终选择的快捷路径是——依靠本国进行资金积累，依靠外国技术实现积淀。

　　为了筹集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苏联采取了“以农补工”的方式，用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剪刀差，把农业的利润转移到工业中，以及向外国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在1928年到1938年的两个五年计划里，苏联农业提供的资金，大体相当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苏联用来发展工业的资金，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

　　但只有资金还不够，苏联还需要解决技术和设备的难题，放眼世界，美国是最先进的工业国，是苏联绝无可能绕过的外部援手。它对苏联的态度格外宝贵而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苏联经济重建的唯一机会。

　　幸运的是，苏联得到了这个不能失去的良机。站在今天回望，它几乎是时势与国运的完美巧合，足以让人生出天佑苏联的感喟。

　　就当时而言，苏联虽然受到政治上的孤立，但国际商贸却还可以自由流通。更为重要的是，就在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期间，世界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恰好处在旋涡中央。一侧是对于物资和技术的巨大需求，另一侧是产品、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过剩供给。这种天造地设的供需关系，让美国和苏联都看到了国家级交易的可能。

　　1929年，1123家美国公司与苏联签订了供货合同，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德国。它的结果是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是世界上进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仅在1931年一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卖给了苏联。在对苏援助中，美国人的输送可谓毫无保留。

　　在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的建设中，450名美国工程师日夜加班，绘制了精确到每一个螺丝和螺母的建设图纸。用到的都是美国最新的观念与技术，这使得苏联马钢建成后，立即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那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建设年代，美国源源不断的技术与设备输入，加上苏联全体民众大干快上的热情，一个又一个的纪录诞生了。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库兹涅茨、扎波罗热三大钢铁厂的全套设备与技术都来自于美国；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其设备基本上是从美国的拖拉机厂拆运组装。构成苏联日后汽车工业框架的三大汽车厂，其蓝本完全是美国福特汽车的翻版。

　　所有这些项目，都离不开美国的扶持。一五计划中，有两万名外国专家来到苏联，分布在从中央部门到工厂的、车间的所有领域。显然，这对于一个在1928年文盲率达50%的国家来说，是比物资和设备更宝贵的财富。

　　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世界技术转让史上堪称罕见。出于后来的敌对态势，它很少被美国提及，但它对于苏联的作用却难以言表——这等于手把手地教会了苏联如何搭建完备的工业体系。

　　1933年1月，苏联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斯大林发表讲话：过去我们没有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工业、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现在我们都有了。二战之后，他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表达更直接：“苏联所有的工业，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下建成的。”

　　1973年，美国学者萨顿出版了一本著作《静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美国人慌了。因为苏联站在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基础上，开始了特色的急进之路

　　在这条急进之路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且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转变。那就是苏联的科技体系，已经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静悄悄地过渡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技术自我转化的正向循环上。

　　这种正向循环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半导体物理领域的发展中看出端倪。进入30年代，苏联科学家开始在半导体物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杰出的物理学家越飞，在那时便指出：半导体材料将是电子技术的新材料。他还在半导体的导电性研究中提出“阻挡层”的概念——这是未来集成电路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

　　除了理论研究，苏联还在工程实践中进行了广泛尝试。甚至在20年代后期，就有科学家开始尝试在硅材料表面设置触点，用半导体建立类似三极管的三电极系统。

　　这种在理论和工程实践中同时进行的研究，需要的无外乎三个因素：安定的国内环境、必要的工业积累，由高层政策重视带来的资源投入。这些因素，在30年代的十年和二战后，苏联全部做到了，其中的最后一条，至关重要。

　　对于一个刚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有意愿为基础研究提供支持，几乎可以称为独具慧眼。在当时各国政府的普遍认识中，基础科研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它耗资巨大，成果莫测，即使有研究成果出现，也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苏联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美国技术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更清楚技术进步的来源在哪里——没有法拉第，爱迪生就不会发明电灯；没有爱因斯坦晦涩难懂的理论，就不会成为现实。

　　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苏联加大了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在全苏范围内建立研究所，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牵头，负责细分领域内的研究。而在教育一端，则是以特色的苏式学制对科技领域进行人才供给。苏联表现出来的强度令美国人惊叹不已，一个名叫约翰·根室的美国学者在著作中惊叹：“美国小学生每年上课只有180天，苏联孩子却是213天。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念完10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接受的科学教育要比美国大学生还强。”

　　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比美国多出一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份长达64页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在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14%的人可以进行基础研究。

　　这为苏联带来了一个科研成果上的繁盛时代。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对于美国构成的压力，不仅在于单一性能的接近，更在于其依靠在电子和半导体研究领域的积累，使得苏联的计算机设计能力并非一枝独秀，而是花开数朵。

　　1953年，苏联设计出了“箭”大型计算机，它每秒可以运算2000次，通过打孔机卡纸和磁带输入、输出数据。到1957年，“箭”一共生产了7台，并且和1950年研发的MESM一起应用于航天、导弹工程的数据运算。

　　根据间谍带回的情报显示，苏联在计算机和半导体的前沿研究上，甚至比美国更活跃。日后这个情报被证明是正确的：1956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索伯列夫牵头，苏联成功研制了三进制计算机。

　　美国的援助，在赋予苏联宝贵工业资产的同时，也让苏联省去了自我摸索的阶段。在二战后的十多年里，苏联内部虽然政治斗争频繁，领导人们却始终如一地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了清醒认识——科技是强国的武器，它来源于基础科学研究。

　　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思想的前沿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以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相同的眼光、勇气和动力来开拓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充实，更富有成果的就业机会和生活。”

　　万尼瓦尔·布什针对集成电路理论的研究，是日后数字集成电路的设计基础，甚至于在1945年就提出了类似互联网超文本链接的设想。他还直接参与了美国研究的“曼哈顿计划”。这样的成就与资历，确保了他的话可以得到总统认真对待。

　　于是，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被摆上了另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案头。一言以蔽，他希望美国能够通过巨量的资金支持，激励科学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鼓励企业不断将科技成果向应用层面转化。

　　万尼瓦尔·布什的想法，与苏联的科技战略几乎有着同样的认识根源，但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实操导向。在后面我们也将见识到，正是这种差别，加上美苏不同的制度土壤，使得美苏在半导体的科技争霸上走出两条不同的路，双方得到的结果也判若云泥。

　　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人并未认真对待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在度过了残酷的二战后，电冰箱、汽车和电视机才是他们更乐于追求的东西，基础研究并不必要。

　　这种情绪还弥漫于政府高层中间。在1954年前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甚至认为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有一次公开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青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

　　60年代后，苏联在半导体与计算机领域的追赶一步快过一步。两大阵营的实力天平，看起来正在向苏联微微抖动。然而，在苏联科技体系和综合国力的激进中，却有一些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正在悄然发挥作用：计划经济。

　　1967年，白俄罗斯的一家半导体工厂在为一件事发愁，他们的一台中压断路器坏了，无法修复，需要重装一台。在确定了无法修复后，业务副厂长在厂党委会上提出要求，经过党委会讨论，工厂把这个需求上报给了明斯克市的电子工业管理局。

　　但简单的重装任务却是个麻烦事。这笔钱对于电子工业管理局是个意外，在1967年的计划中，并没有这笔经费的安排，因此也就无法批给工厂这笔钱。于是，需求被层层上报到明斯克市计委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计委。

　　事情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由白俄罗斯计委在1967年计划上做了一个补充条款，同时批复给明斯克市计委和电子工业局，由他们向明斯克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再由财政局拨款给一家断路器厂家，安排特别生产一台断路器。半导体工厂最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他们要的断路器，但这是三个月后的事。

　　苏联的计算机产业布局是这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系，苏联领导人把产业上下游做了硬性分配，乌克兰得到了电子信息工业板块，白俄罗斯得到了半导体工业板块，波罗的海三国则得到了加工和组装工厂。

　　这个做法显然算的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账也有一套自己的算法：所有建设与科研项目都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拨款；所需物资由商业、物资部委统一调配；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筹；企业盈利上缴国家财政，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

　　这个严密又庞大的管理体制，就像是一架事先设定好全部程序的经济机器——国家在宏观上决定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产业布局，又在微观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能以举国之力办大事，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阶段，通过集中资源强攻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可以明显提高社会发展水平。

　　但它的弊病也很明显，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低效率、僵化和反应迟缓之外，它还会为产业发展造成一系列奇特的导向。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正是在这种导向的作用下，苏联的半导体与计算机工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颓势的。

　　这种颓势的苗头，从6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美苏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只有四年，但第一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却增至九年。从许多苏联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种追赶上的吃力，是有所察觉的。但他们很难在自己的层面上改变大局。因为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模式，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推移，根植在这个国家的血液中。

　　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女打字员，经历了她工作以来最辛苦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工作，收录一封来自莫斯科大使馆的回电，她最后发现，这封电报有8000个单词。

　　这封回电的作者是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乔治·凯南。按照正常操作，他只需要向国务院答疑，给出苏联是否会加入世界银行的判断。但自负的“苏联通”却认为，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大使不在家，应该把自己对苏联的理解、美国政府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向国务院讲清楚。

　　国务卿伯恩斯看到电报拍案叫绝，立即要求在国务院内部传阅。不久之后，电报传到了白宫，凯南因此一举成名。半年后，他在国务卿隔壁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专门负责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制定。

　　在这封电报中，凯南的核心观点可以简单概括成两部分：苏联做事的逻辑根源；美国人应该怎么办。

　　在凯南看来，苏联人那些看上去不可理喻、无从揣摩的行事风格，其根源既不在于其领导人的个人性格，也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极端反应。它源于俄罗斯的历史，是爱好和平的农业居民长期被凶残游牧民包围后，产生的不安全感，在被更强大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纳粹德国进攻后，这种不安全感达到了顶峰。基于这些，凯南判断，苏联将会在与世界隔离的路上越走越远，用封闭、控制和急速前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多年之后，苏联的历史证实了乔治凯南的判断，苏联果然走上了对外自我隔离，对内严格管控的道路。在不安全感的阴影下，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非常简单粗暴：在宏观上，财政政策追求预算平衡，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在微观上，单个行业内追求里程碑式的成就，行业分工上追求严密协作与动态平衡。

　　换言之，苏联人对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放弃。他们真正喜欢的是严丝合缝的计划运行。资源的集中管制与分配，对经济目标的提前预设。

　　随着苏联计划经济规模变得愈加庞大，60年代，苏联成立了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70年代又陆续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连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借助于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建模和计算能力，苏联成功地将计划经济变成了一门精密科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电子工业却自此走向衰落。苏联发射出的世界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后，意味着其在世界科技竞赛太空单项中获得全胜，这离不开计算机和电子工业的助力。其电子工业走向顶峰，甚至看起来也是它走向广阔未来的起点。

　　就在苏联奔向太空的同时，一家日后名声与实力都冠绝全球的企业，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一个大计划。这家公司就是IBM。在60年代初，他做出了一项决定，集中公司全部力量，开发集成电路计算机。

　　集成电路是继电子管和晶体管之后的第三代计算机路线，它把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一连串电子元件全部集成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上，功耗低、体积小、性能却远超过往，是计算机工业内公认的未来方向。但这也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计划：一旦成功，IBM将会得到性能卓越、功能全面的跨时代计算机。根据IBM的总体方案，它将同时支持科学计算、商业应用和信息处理，可以让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人类从中受益。

　　但困难也是摆在明面上的，它的总投资将达到50亿美元，仅软件研发就需要2000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要知道，在60年代初，IBM的年营业额只有十亿美元出头，这是一场拼上性命的豪赌。

　　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输掉这场赌局，结果是无法承受的。在这张赌桌面前，IBM的董事会站起又坐下，离开又回头，进退两难。此时，一只有力的手把IBM按在了赌桌边，另一只手则源源不断地递出筹码。

　　1961年5月，肯尼迪发表了“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他要求为美国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70-90亿美元。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他面对美国知识界，留下了一段话：“许多年以前，有人问后来死在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为什么要爬那座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现在有人问为什么要登月——因为月亮在那里，因为那里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

　　和珍珠港事件后一样，美国再次为国运觉醒。它展示出的力量，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源源不断的资金从五角大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财政部流向了兰德公司、IBM、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这些大公司的创新都获得了联邦金库作为后盾，美国以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都从未进行过的科技投资。

　　到60年代，美国各级联邦政府承担了全美经济活动中25%的投资。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联邦基金援助占据了航空航天研究费用的90%，电力和电子设备研究的65%，科学仪器的42%，机械的31%，合金的28%，汽车的24%以及化工的20%。

　　美国人的政策取向，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管道创新模式，在管道的一端，是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端，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工业成果上的疯狂产出。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成果能得到充分的商业保证：它既可以受委托进行创新，成为政府部门的合同外包商，也可以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获得广泛订单。

　　1964年，IBM推出了世界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IBM-360。这是一款真正跨越代际的计算机，其在硬件性能和兼容性上，都远超上一代晶体管计算机。一经推出，太空总署、五角大楼、所有的美国商业银行和航空公司就都成为了它的客户。

　　到1966年底，IBM公司的年收入超过了40亿，净利润高达10亿美元，一举跃升美国十大公司行列，自此开始了它在世界计算机行业内的霸主地位。

　　大洋彼岸，拥有最好间谍组织的苏联人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有趣的是，在苏联科学家开始感到焦急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主管部门却像是一个泥足巨人，先是置若罔闻，后又不以为意。

　　我们很容易理解主管部门为什么是这种态度——苏联彼时战略的优先重点是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的作用在于提供保障。在这方面，工程师们做得很令领导满意，现有的计算机完全是可信赖的，因此只要沿着现有的计划向下发展就足够了。

　　另外，高层领导人并不是完全的外行，他们知道IBM搞集成电路计算机要花多少钱。和美国可以依靠商业市场自我造血不同，他们花在工业上的每一分钱，都要从财政口袋里硬掏。依靠油田带来的收入，还可以勉强养活航天工业这头吸金巨兽。现在再加上一头，苏维埃的财政会变成什么样？在既定的战略方向下，没有必要去扶植另外一门工业；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没有多余的资源做增量投入；在现有的制度下，计算机工业不能自己造血，就会吸干苏联财政。在这种现实面前，苏联科学家们不得不低下头。

　　1973年4月3日，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师马丁库珀站在曼哈顿街头，用砖头一样的设备测试公司投入1500万美元、花费十年时间研制的移动通信产品。自此，移动电话开始进入人类的生活。

　　但这只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早在1958年，苏联工程师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就发明了更轻更小的移动电线年，该移动电线公里内有效工作。不幸的是，苏联政府对这项研究没有兴趣。官员们认为用400苏联卢布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或者摩托车，“人民守着线路打电话就可以了”。于是，它被叫停了。

　　集成电路计算机蔚然成势后，电子器件一代更比一代小，苏联那些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的电子厂的手工装配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了，要生产适用的器件，需要新设备，新技师和制作硅晶的真空环境。这些都需要巨额投资、漫长时间的耐心等待。

　　恰好有了一个“聪明”的发现：用钱从欧洲买计算机回来仿制，要比自己研发制造更便宜。于是，按照“造船不如买船，造炮不如买炮”的清朝洋务派逻辑，一批进口货和仿制品被运进了高尔基汽车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变成了维修机器的工程师。对于一个拥有雄厚人才储备、尚可一战的产业来说，选择放弃竞争的策略，无疑意味着——苏联人主动举起手投降了。

　　19岁的迈克尔戴尔决定退学，用1000美元开办自己的电脑公司；旧金山，一对名叫桑迪和伦纳德的夫妻用五美元注册了思科系统公司，开始研究一种叫路由器的小盒子；西雅图，比尔盖茨为公司设定了著名而伟大的理想：“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

　　苏联工程师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很快拿出了自己的设计——仿制苹果Apple2和独立设计Micro-80。虽然比美国同行的产品迭代速度相比，这些产品已经是过时货了，但不能掩盖苏联工程师们试图挽大厦将倾的努力。

　　苏联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毒瘤，官僚们关心的是别墅、轿车与升迁，对行业的发展状况一无所知。年轻的工程师们既没有渠道，也没有可能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个人的汽车、退休金和别墅都可能有，但个人计算机不可能。你们知道什么是计算机吗？它占地一百平方米，需要25个人维护，每月消耗30升酒精。”

　　所谓的国运，既不是数学上的概率，也不是风水上的玄虚，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趋势的把握，为目标付出的资源、韧性，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牺牲的勇气、选择的智慧。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一个民族渡过危局，让一个国家看起来有如天佑神助。

　　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地，从这一天开始，苏联这个名词成为了历史。三年后，在莫斯科的一所住宅里，77岁的巴沙尔·拉米耶夫坐在扶手椅上，目光长久地看着窗外。

　　他是和苏联计算机工业一起走过来的、资历最老的专家。可以说，现存苏联计算机领域所有科学家都是拉米耶夫的后辈，都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近五十年里，他看着他们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成各自领域里的专家，看着他们近视度数加深、头发渐渐花白。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些熟悉的名字不是出现在IBM、Intel、摩托罗拉的职员名单里，就是垂垂老矣，甚至去往了天堂。

　　尤里·巴兹列夫斯基、突破了电子管小型化技术的院士阿夫迪夫、主导开发MIR系列计算机的格卢什科夫、发明了便携移动电话的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这些名字都如同枯萎的花瓣，凋零在乌拉尔平原的凛冽秋风中。

　　厄尔布鲁士-2计算机，它被直接用在苏联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目标处理上，是苏维埃之盾的眼睛和耳朵。那时候谁不相信苏维埃电子工业会在全世界开出红色之花。

　　挂着计算机和电脑名义的企业。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真正从事研发与生产的。比起在研究所里一蹲十年，这些新冒出来的公司更愿意在贸易上花力气——只要把进口散件组装一下，转手就能赚钱。

　　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现在，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发问：70年前，苏联发明了半导体计算机，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IBM？

　　苹果、Dell、IBM，甚至是联想和海尔的电脑，但却很难找到俄罗斯本土的品牌。走在市场里，可以遇到很多身穿印有铁锤镰刀T恤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