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影石刘靖康:两代未出现划时代的产品就会沦为平庸的品牌
对话影石刘靖康:两代未出现划时代的产品就会沦为平庸的品牌
对话影石刘靖康:两代未出现划时代的产品就会沦为平庸的品牌,物流开单软件,打印监控软件,象棋软件主播前不久的中秋节,他带着行政和品牌的同事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将月饼礼盒改造成「足够有创意」的样子——几周后我收到了这份节礼。按照盒子上的贴士,先关上室内的灯,再用一根 USB 接线连通电源。盒子亮了。盒身的兔形剪纸映射出暖色光影,落款「影石 Insta360」。
在影石,CEO 刘亮负责日常管理,创始人兼董事长刘靖康则专注于产研。前者在管理上功不可没,后者出色的产品能力和技术热情使得这家诞生于 2015 年的公司在九死一生的硬件赛道上存活下来,并成为全景相机全球市场第一。
如今,热情和天赋多少有些被压抑了。过去几年,伴随业务线和团队扩张,对于公司长期战略和管理的思考开始越位于「造东西」。出于一种补偿心理,那天,刘靖康「任性」了——在小小的中秋礼盒上「释放」了一把。
这家公司也和它的 90 后创始人一样,仍处于少年状态。动身采访前,去往总部办公室的路上,员工们生动地向我介绍他们的「好玩」文化。
例如举办创意拖鞋大赛——员工会全网搜罗「最有个性」的拖鞋并穿来上班;另有奖金诱人的减重大赛——由「日益变胖」的老板 JK(刘靖康的英文名)发起,号召参与者每周上一次秤,轻一斤奖 500,重一斤罚 800,过去几期活动人均瘦 10 斤。颇令人不满的是,老板自己从不上秤(却暗中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眼光观察这项由自己发起的实验)。
你能从这些轶事中找到主人公十年前的影子——2012 年,大学生刘靖康是南京大学软件学院的风云人物——因为凭借拨号音破译了周鸿祎的手机号码而成为初代的网络红人,极客事迹一大堆。比如用学校数据库照片合成各院系平均脸、黑入学校考试系统邮箱获取考卷……
现在,31 岁的刘靖康登上过《财富》杂志,被评为「中国 40 位 40 岁以下商界精英」中最年轻的一位;影石也正式向上交所递交了 IPO 申请,顺利的话,可能成为 A 股首家 VR 企业。看起来,他需要走向对角线的另一端了。
「我经常问我自己,那些疯狂的构想,如今还会去实现吗?我该变成什么样才是最合适的?我没有确定的答案。」
确定的是,他想做出真正伟大的产品。并为此做好了长跑的准备。真正长寿的企业拥有永续的经营能力和穿越周期的产品生命力。如果将企业比作人,影石可能才刚度过自己的青春期。
时间回溯到 2016 年,由教育部和各高校举办的第二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刘靖康携影石 Insta360 全景相机获得了亚军,这是故事的起点。那一年的季军是戴威的 ofo——在 90 后创业者被寄予厚望的年代。
六年过去,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刘靖康庆幸自己仍在赛场上。在他看来,90 后这一代创业者有机会站在前辈的认知起点,借由中国成熟的供应链和空前的贸易顺差,打造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品牌。他说,「一定要珍惜这代机遇。」
极客公园:我知道你跟 Faceu 的创始人郭列很熟。你们都是 90 后创业者,但他选择了软件创业,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这对你来说会有压力吗?
我和郭列很早就认识了。当年字节(开)3 亿美金收购 Faceu 时,他问过我要不要卖,我忘了我怎么说的,但我应该是鼓励他卖的那一个。因为无论对他自己的家庭,还是对团队、投资人,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阶段性的回报。而且在字节这么大的平台上,施展空间并不一定比一个独立的公司小。当然后面他的离开是另一回事了。
当时我是这么觉得的,我就把这个说法跟他讲,然后在心里面非常恭喜,也非常羡慕。
JK:对,财务自由并不是我们创业的最终目标,但它显然是中间的一个 milestone(里程碑)。对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的一些阶段性的诉求,这也都是普遍很真实存在的。
JK:就是那种嘴上张口闭口几个亿,但是自己兜里没几个钱的这种老板(笑)。
其实我的财务情况都公开了,我就拿工资,虽然也绝对不少,肯定(年薪)也是 7 位数,但是差不多规模的公司,我个人的现金财富起码比大部分老板少两个数量级差不多。
极客公园:但你曾经说自己的创业初衷是要找一件能赚大钱的事,有社会价值的事,有意思的事。后两者常听见,赚大钱很少听创业者直白地讲出来。
JK:这么说广东可能不行,有点地图炮(笑),只能说我成长的环境是比较市侩的环境,有钱就是爷。所以多多少少会埋下一点你要赚大钱的那个(梦想)。
这三者的交集,是我 14 年创业的一个初衷,但是经过 19 年之后,(赚大钱)这个权重已经不那么高了。
JK:在更早的五六年前,那时一级市场非常火爆,都是以拿多少钱、融多少资作为公司成功的标准。人都是环境的产物。那时候大家的想法就是一轮一轮(融)下去,拿到这笔钱,完成投资人的期望和公司阶段性的目标,再跑到下一阶段。你看到的是一轮轮的融资节点,一个短期的未来。
2019 年是个分水岭。那年我去日本拜访一些供应商。主要是光学、半导体、消费电子领域的一些公司。这些企业有种共性,都一直在专注寻找消费者的需求,这使得他们的能力在不断增长,客观来讲,他们的体量营收也在不断增长。你会看到那种生生不息穿越周期的东西,而并不是说把一个事情的红利吃透了,就跑了。
你意识到不同企业的终局可能有所差异。于是让我们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了一些思考。同时也发现,过去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融资节点的目标,相对就不那么重要。重要还是就是企业的基本面,比如积累客户满意度,经营效率,以及技术层面相对市场的领先性。
JK:没有后悔吧,(硬件创业)虽然它苦逼但是我自信。自信来自于我知道客户需要什么,我也知道怎么做可以满足他们需求,我的成就感是用户带给我的。再有就是公司的回报。卖软硬件结合的产品其实也赚钱。
很多的创业者他们内心其实是平衡的。别看大家吐槽这事情苦逼,各行各业苦逼,嘴上说而已,身体还是很诚实。(毕竟)每个赛道都不轻松。
JK:到 17 年底,我们可能账上的钱并不宽裕了。那时团队也有一百来人,强势型的产品又还没构建出来,都没有底气去融资。再加上那时我们的估值差不多 5 亿了。而且那时候,每一轮不乘以两倍,你都不好意思拿。对,所以人家凭什么照 10 亿投你。好在后面有些产品起来了。
极客公园:2017 年,你在接受 IDG 采访时讲了一句很悲观的话,虽然你知道很多上过福布斯排行榜的公司后来都死了。
JK:这好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是按照统计还是身边创业朋友的概率。没有什么公司,是真正大而不倒。消费电子还是死得特别多的一种类型。
JK:会有的。我父亲经商一开始也做的不顺利,2000 年的时候已经背了四五十万的债,有时过年都回不来。也经历过家庭的一些矛盾,因为经济是家庭的一切的基础。他比较综合地向我展现了经商做生意的一个完整过程,你好是什么样子,不好是什么样子。
这让我对(创业)这个事情有个比较好的预期管理。就是即便这个事情最后真的没成,那我也认。
JK:其实是恐惧驱动的。当时国内(电子消费)都在打低价策略。小米也在做全景相机,人家(如果)卖三四百块钱,卖个 79 的怎么搞?
JK:是可以这么说。当然一方面是有客观优势。我们的品类在出海时相对简单,在早期主要靠线上销售,如果卖空调肯定就没那么容易。我们做的是个工具,所以在当地文化的适配上要求没有那么高。
极客公园:中国产品做全球化肯定绕不过一加和大疆。都是在深圳的公司。你有研究过他们吗?
JK:早期有研究过,后面就不多了。因为后面大家的做法也差不多。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要把你的产品、服务跟品牌很精准地传达到需要的人身上。
极客公园:内容营销方面你应该很有心得。听说你们最近几年在全球招募了一些 filmmakers(视频制作人),组建了一支内容制作团队。
JK:对于我们来说,内容是个很核心的能力。核心能力来自于人才。好的人才需要时间成本试错,但一旦找到(就非常值得),所以我们下了比较大的决心(去做)。
我们曾经在 YouTube 发现了一个博主叫 Karen Cheng,发现她时她才一万粉丝,但她的内容很有创意,于是我们与她建立合作,现在她已经是百万博主了。
极客公园:你们是全景相机市场的全球第一,运动相机市场的全球第二,第一是 GoPro,你怎么看它?
JK:其实像人跑马拉松,那个伴跑的人或领跑的人还是很重要的。目前为止,竞争对手给到你的启发远大于从你手上剥夺的东西。很多时候竞争对手的伤害可能还是创业者自己假想出来的。
像瑞幸,之前财务造假把投资者的信心搞成那个样子,但只要你的咖啡还能喝,还能有一些爆品,还是可以重新再长出来。星巴克再强的话,它可以使得你的咖啡难喝吗?其实不会。会影响你的品效吗?其实也不会。
JK:我们的资本利用效率其实比较低。譬如说 GoPro 可能账上最低的时候才个把亿美金,他可以一年跑个 10 亿美金的销售额出来。所以钱本身不会构成你赢得竞争的一个重要要素。
JK:手机侵蚀数码相机或传统专业相机,它侵蚀到一定程度就平稳了,过不去了,品类和品类之间会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但它也会有一个边界。
比如大疆,会不会有一天手机上安个翅膀我们就不需要无人机了。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不会。大疆通过飞行性构建出一个高地,在这个高地上去构建喜爱的东西,这个边界手机恐怕是不会去越过了,就相对安全。就算手机可以飞,你也不会放心让自己的手机飞出去,因为担心飞不回来(笑),品类和品类之间有时会有清晰的界限。至于我们有没有这么个边界呢?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的。我们一直在做真正创新型技术和产品的投入。
我们的理念还是挖掘需求背后的需求——更好地记录和分享生活,这一直是我们的使命。
JK:担心肯定也有担心,因为毕竟是巨头。但不怕也是事实。因为大家做个事都不容易。同样的,GoPro 也算个小巨头了吧。当年小米、索尼、尼康都搞过运动相机,他们都比 GoPro 体量大很多,也没有对他们造成威胁。
抛开专利的法律问题不说,我们一般理解门槛约等于人力乘以时间。技术的门槛是个门槛,但门槛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两代还没有出现划时代的产品,你就沦为平庸的品牌了。消费电子从来不是一招制胜的,它需要不停地攻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再牛逼的技术,如果不是用在用户需要的方向上,也不会使我比竞争对手更强。
JK:我们做很多调研和访谈。还有我们会看客诉,也就是客户(反馈)的问题。当你问客户你需要什么,它给出的答案很有可能是会有偏差的,但你问他目前对什么不满意,这可能是很具体的,很实在,而且有时候很有效。
JK:对。要做到也不容易,我这样好像一定程度在教竞争对手怎么做?无所谓了,告诉他他也不一定能(做成)……这个做法需要有足够多的实践,甚至有一定的天赋和 sense,对,说的就是我本人(笑)。
极客公园:你们很多故事很有意思,比如第一批量产时,连工程师也曾经一起到工厂拧螺丝。当时顺利吗?
JK:肯定不顺利。这么说吧,你吃到一个很好吃的菜,你可能会认为炒一下、放点油、放点盐。大致是这么个思路。我们当时对于做出一个相机的理解也仅限于此。完全依照直觉,但直觉不是真理,它其实离真理很远。
早期因为按照直觉,导致很多设计本身就不靠谱。你的认知没到那个程度,仅凭一腔热血,最终的结果是别人都说了不行,那你还要拉着别人去拧螺丝。就算你把他拧出来,他还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JK:对。我现在大概把自己的认知分成四个象限:你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你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你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一类最可怕,因为直到你付出代价,它才会转化为你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所以你要引入更多专业的人。有人有经验可以给带来很多现成的知识。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从场景用户需求、技术解决方案去推导出一些解法,但这些都不等于事情的全貌。所以要不断地试错和迭代。
极客公园:应该说从 Nano 这代产品开始,影石 Insta360 这家公司被大家看到了。背后经历了什么?
JK:当时三星、理光都已经推出全景相机了。但那些产品是通过 WiFi 把相机和手机连接在一起。当年的全景相机有 N 种问题,但我们体验最深的一点就是它不够快。我拍完之后要花十几分钟传到手机之后,又要花十几分钟去拼接才能看到。
14、15 年那阵,无论数码相机也好,手机也好,拍照的体验是拍完马上就开始分享,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痛点需要被解决。于是我们想到让相机和手机产生物理连接,也就是把相机插在手机接口上,即插即用,相机负责采集,采集一帧就传输一帧,手机软件同时渲染和解码,让采集、传输、解码同时发生,就能做到即拍即得。
JK:对,选择一个痛点把它解决得很彻底。但它不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它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我们还有太多,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极客公园:你们后来带着 Nano 参加了 2016 年美国的 CES(全球最大的电子消费品展),当时大家对这款产品是什么反应?
JK:当年代理商其实都很惊奇,但是第一次参展 pitch(面向)媒体比较困难。
极客公园:去之前有没有心理建设,比如明天大家就都知道 影石 Insta360 了,就都知道我了。
JK:对。经销商大量地收货。正常的收入可能是从几百万跃升到一千万再到两千万,而我们是直接在一个月内从 0 蹦到了两千万。这肯定让我们狂喜,但后来发现动销比较慢,心情就过山车了。
极客公园:那时全景相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太陌生了,怎么解决市场教育问题?
JK:还是通过内容。让(潜在)用户真实地看到,用我们的相机拍摄出的内容是多么震撼。自然就会对我们的全景相机感兴趣。
极客公园:你们很快转型切入了运动相机赛道。相比之下,全景相机全球也就三四亿美金的体量,而运动相机有二三十亿美金的市场,算是找到一条出路吗?
JK:其实现在全景相机的市场,也不止三亿美金。做个不恰当的比喻,运动相机就像燃油车,全景相机就像电动车,是一个渗透和替代的关系。我们做运动相机的终点并不是要做燃油车,电动车如果能解决续航问题,那它会大大渗透燃油车。同理,全景相机如果能解决消费者一直不满意的问题(如全景后期剪辑的难度),它也会大大渗透运动相机。
我们现在做运动相机,是为给我们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赢得时间。当然这也不是终局,最终我们还是围绕如何更好地记录生活,而做从上游到下游全方位的布局。
极客公园:Nano 后来被沃兹尼亚克(苹果联合创始人)盛赞为「了不起的产品」。是他自发的吗?
JK:我们有个联创参加一个活动,他被受邀出席,就碰着了,就把 Nano 给他看了一下,他非常喜欢。
极客公园:沃兹是世界级的产品人,我觉得你们有些共性。你的投资人童晨说,你毫无疑问是今天国内的超级产品经理,但是你未来能不能成为像雷军那样的企业家,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愿。
百分百诚实的回答——如果允许我只选一个的话,肯定愿意就只做产品,而且想做出世界级的产品。我个人对于制造是有非常大的热情。我甚至都不认为自己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企业家,管理多家上市公司,或者说天天那样的人。
JK:对,觥筹交错就更不擅长了。但如果不去运作一个组织,想做的那些东西也就做不出来,还是需要手动去构建一些要素。
所以 maybe 是先成为了雷军,再去构建世界级的产品。OK,这么说好像也有点过分——但你说小米构建哪个世界级产品,好像也没有,好像是不同的路子。对,所以这句话可以成为你们的标题了(笑)——我觉得雷军不是我们的目标,只是我的过程里面的一个路标而已。
极客公园:你们其中一次出圈,是把 Nano(包括后来的每一代产品)绑在老鹰身上,拍下老鹰视角,为什么要这么做?
JK:那个很早了。人类能拍到的东西,其实跟他所处的位置有很大相关性。我们认为相机本身它放在什么地方什么角度,怎么运镜怎么拍,它表达出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站在不同角度看事物,感受就完全不一样,给人的冲击力不一样,给人带来的思考也不一样。
JK:灵感怎么来?没怎么来,(我)本身就经常有各种想法的。我们不仅有(绑)在鹰上的,还有在鸡上的,还有猫,狗,乌龟什么的。我们也做了很多这种事情。
最猛的时候是 2019 年,我想了好多点子,但后来研发任务越来越重,被迫放弃了一些(创意)。
极客公园:随着公司越来越成熟,肯定不可能什么都去尝试,会不会经历一个从发散到聚焦的过程?
JK:从钱的角度来看是的。以前能做好一个业务的话,有实力的部分,也有很重要一方面原因,那时我的精力足够聚焦在一件事上。但当业务线、能力线越来越多,就很难靠一个人来给所有问题兜底。所以培养人能独立做决策,就变得非常迫切和重要了。
我们几年前做横向扩张的时候,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中间会走一些弯路,这使得产品推出的节奏就放慢了。
JK:2020 年我们开始扩张,最初也是信心满满。直到你发现扩张后,产品的速度并没有变快,产品质量没有变得更好,犯过的错误也在不同的部门重犯了一遍,这时你才会去研究(组织),逐渐归因。
我们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大家觉得我是既要又要的那种人,我也承认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则。我们目前把业务分成三大块:主航道全景、矩阵式的产品,以及更远期的投入。这三块不能跨干道去协调资源,需要在各自内部解决。而我本人也不能同时 cover(覆盖)这三块,只能选择一到两块,必须保证对业务有足够强的注意力和判断力。
极客公园:你大学有一系列传奇事迹,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破译了周鸿祎的手机号码了,当时你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吧?
JK:做到这个事情不难。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人什么知道周鸿祎这个事了,可能因为跟没有什么人知道周有关系(笑)。开玩笑。
JK:根本原因可能是我想去证明自己,自我实现。但现在反思过来,其实很多东西不对,像学校那件事,给学校声誉造成很大伤害,想起来自己也很不成熟。
(注:JK 曾黑入学校教务员邮箱系统,搜索期末试卷并撰文《如何通过入侵老师邮箱拿到期末考卷和修改成绩》,而 JK 本人并未参加那场考试。)
这是认知的问题。现在就不会这么想,当时相当的以自我为中心,没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即使你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你对别人的所处的环境,整个的成长过程、思维方式缺乏了解的话,也不能真正做到共情、设身处地。
JK:不敢乱来。准确说是你知道你不能过界。尤其这两年其实整个大环境也会促使你更加谨慎,不能乱来。
JK:快乐其实是有共性的;投资界有句话叫正确非共识,你找到了一个机会,真的是正确的,但又不是大家所共识的部分,而且关键是这个机会有可行性。找到这么个东西,换谁都会很兴奋。就像你知道明天六合彩的号码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极客公园:我能找到你最早的照片还顶着一头杀马特,非常叛逆的形象,后面那些年就变成了西装革履、大好青年的感觉。今天的你又和前两者都不太一样?
JK:我之前想,从前我很多想法比较大胆,甚至出格的也有。那时候想做的东西多帅,现在还会不会去做这个事情?我自己内心的声音改变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有家庭,有公司,有员工,创始团队、投资人,股东,一切在公司里面努力的同事的期望。
一个人是否勇敢跟他是不是一无所有有很大关系。我要是不愿意失去的话,所有的选择都是这样,好像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内心是非常难受的,我每次穿着西装的时候都非常难受。
JK:因为穿西装的时候表达出的人格,不是真实的自己。既不想失去,但又想保持自己的一些性格或东西,那到底怎么选?就跟我们的业务一样,既要想赚钱,又要想做些长远的东西,怎么动态平衡呢?
所以在我的时间分配上,会有固定的一部分时间花在长远的产品或者说技术侧。其他时间放在这些紧急又重要又赚钱的事情上。
情绪上的平衡,现在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有很多话不能说,有很多人不能怼。
JK:不能怼的。我的内心里有个很微妙的平衡,通过公司的品牌去表达(我想表达的)。
比如我们创立了 Think Bold 基金,鼓励极客们可以大胆尝试、实现创意。就是因为我个人今天没法做这些事情,但我可以换一种方式(去支持别人),就有一种好像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错觉。
JK:再举个例子。今年我们想做个不一样点的中秋礼盒。年年都发月饼,大家都吃不完。我们公司大部分年轻小同学都还是单身,也回不了家。所以我想做一个只有一个月饼的礼盒,盒子会做得像玉兔灯笼一样,当你打开的时候,灯会亮起来……哎,不说了,要保密。
所以这一次我就没有只做决策,很多细节我就做完了,花了三个多小时,(自己)先搞了一遍。
JK:他(CEO)肯定很不爽,但是我说你不要管,我来定了。过程中你都不要去问细节,问了细节,这个事情就不好玩了,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
极客公园:你们最近推出一款新的 ToB 产品,做会议记录的摄像头叫 Link,突然放出一个一本正经的会议摄像头,好像不再好玩了。为什么要做这块业务?
JK:背景其实还是围绕着影像。首先这部分市场很成熟,痛点也很明显,我们有好的技术和产品设计能把这部分痛点解决掉。另一方面我们能获得某方面能力的增长,比如 ToB 的销售能力。
还有一点,其实这(会议摄像头)包含了任何人的沟通跟连接。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到真的拟真,就像你不用从北京跑过来,我们(通过网络)也可以获得非常充分的交流或体验。我认为终局也会在那里。
JK:它是我们寻找终局解决方案时的阶段性产品。但正如我们当年去解决即插即拍的问题一样,我们必须要走出第一步,才能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走出第一步,可以帮助我们在过程中去修正路径。
JK:大体上,因为我们管理着很多产品线,会形成很多决策点,这些是不能拖的,我会待在一线,同时也培养一些人来独立做决策。剩下的时间就非常少了,会花在高级技术和产品人才的招聘上。未来希望在产研这部分的角色和工作,能从我身上释放出去。
有些东西你可以自己决策,但你先让别人说一遍,如果说你判断他的这个方案也行,那就按照他方案去做,这样他就有正反馈,他就会强化自己这部分的认知,就会变成他的东西了。
如果明知是错的,代价不是很大,那我可能也会让他去做,因为负反馈也会形成他的认知。但你得为他兜底。
极客公园:在之前的公开发言,你曾经非常多次提到快很重要,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JK:谋定而后动。也倒不一定快。就以前雷军讲过,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极客公园:你大二时参加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那一年你是亚军,季军是 ofo。当时和戴威有交流吗?
一定要说的话,如果我是他,那个年纪的我可能不会比他认知更多,做得更好。如果现在的我面对他当时的情况,那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以前也骑过摩拜跟 ofo,中间隔了很久没骑过共享单车,前段时间再骑美团的共享单车,我惊讶了,果然非常美团。比如说停车,乱停的话就要额外给钱,得把车挪到固定的区域。光这么一步,整个经营效率就完全不一样。如果美团他们没经历过搞外卖这么一路下来抠效率,也不一定能干好这个事儿。
极客公园:70 后和 80 后创业者常常被谈论,他们中的很多人得到过市场红利,不少也已经成为企业家了。作为一名 90 后创业者,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JK:我的说法取决于我的认知,不一定客观。对于科技创业而言,如果是 90 后、且和我一样还在创业的话,要更加珍惜和抓紧当下的机会。我们的窗口机会虽然没有 70 后或 80 后多,但是总体上我们的认知起点会高一些。
以及在出海的大背景下,7 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到 1000 亿刀了,肉眼可见,中国的商品服务甚至资本还是会席卷全世界。这是我们的优势、机遇和一些窗口。
JK:过去 30 年我主要是跟事物打交道。未来我想尝试,可以 manage(做到)跟人打交道。因为我意识到,想做成一件事,不是纯粹讲算法讲工程(就行),也需要人和组织,需要合适的社会政策、监管环境。
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怎么依赖别人,也不怎么抢别人的地盘。但接下来可能不一样,因为涉及品类的激烈竞争,有些甚至是不择手段的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不被对手伤害,怎么生存,恐怕会占据我们的绝大部分精力。
极客公园:我从你身上感知到了一些不忍。在未来发展的路上,可能会跟公司早期的少年状态完全不一样。你担心吗?
JK:我觉得你这个词提炼得很准确了,我自己本人包括公司自身,其实还是在那种少年状态。刚说到竞争,我内心也知道这事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环境。这是我最恐惧的事情。因为这事他不由你所掌控。
极客公园:感觉一个跳跃的灵魂被封印在躯体里。那么近几年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JK:每一年都想到了一个很大的产品 idea,具体是什么不能透露。这个想法足以补偿所有的痛苦。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51 D·Park正东集团院内 C8座105室 极客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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