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社交生活软件开会员

再见了社交生活软件开会员

　　软件开会员,刷会员钻软件,刷会员卡软件我愣了一下，回复了两个字：“祝福”。留言并不让人觉得意外，但仍引起我内心的小小震动。

　　Y曾于2019年上过我的写作课，她是一名保险代理员，热衷公益活动。我如今已经不太能回忆起她的样貌了，只记得头发短短的、穿着朴素，上课时的表达有独到的个人见解。但有一点，我记得很牢，她喜欢整理东西，想做一名整理师，追求极简生活。

　　我很理解她的做法，最近也常常在思忖，微信作为社交软件，是如何吞食我们的生活。或许，有些人正在考虑逃离它。

　　5年前，我曾到访芬兰，认识了PEKKA。他自小有志于保护森林，我们入住他在森林里建造的小屋，听他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那时，他为了与我们拉近距离，指了指自己手中，“这是华为手机。”

　　芬兰所行之感触，让我生发很多的感慨。在这样小而美的国家里，人们又是如何保护自己的生活不受侵扰呢——尽管他们也还是被卷入了世界的潮流中。

　　“国民软件”这个词用得极其精妙，其意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使用的同一款软件”。按社交媒体的特性，用户达到一定的规模量后，用户本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加上使用黏性，会给软件本身带来不可复制的优势。所谓“头部企业”产品“赢家通吃”带来的软件产品的唯一性，以及用户大量聚集的“量级现象”进一步增加使用黏性，海量数据和反馈又使得优化升级更为方便，这些正是中国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的硬件条件。

　　另一个例子是，我与在科大讯飞的朋友谈起科大讯飞的“中国特色”，即如果要增加语言识别准确度，软件需要不断地收集该语言使用人群的“语料”。比如使用粤语的群体达到一定规模，会使该软件收集到更广泛多元的语言特征、音调等数据，对语言的识别度自然会更高。除中国外，有哪个国家的人口与软件使用率能达到这样的优势呢？

　　这就是“中国特色”，即集约性与规模性。“国民软件”之说，道尽了其中的精髓。

　　因为微信的“国民性”，所有人都在用这一个软件。又由于它的功能与日常生活交往高度捆绑，一个人的微信交流者常常处于一个同温层，表达的内容越来越相似。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微信里的表达就是一个“圈层”化的表达，不再像微博一样。后者是广场式的，一个人拿起一个喇叭开始表达，所在的广场就会自然聚集起各种各样的人。但微信不是广场，认识陌生人的概率很小，往往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各种活动或其他的交集，才使你与他人建立关系。

　　除了封闭性，我们依赖它的一个原因是圈层固化之外网络生活的场景化应用，使现实生活场景转化为在网上实现了。

　　我们的生活需求被细分到了各个平台上，通过各种小程序或是专用的群组得到了满足：你是妈妈，因为育儿的关系，你需要在妈妈群获取更多相关的信息；你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你因为自己的专业领域聚集了更多专业的人脉；你在网上购物，大数据根据你和你朋友的消费记录偏好来引导你……

　　你慢慢会发现，你所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单一，你的朋友圈可能会数十人在转同样一条信息。而且，你所交往的人群也越来越同质化。

　　以积极的角度来看，在生活的便利性上，我们的确获得了解放。时间与空间的缩短，让我们在有限时间里能够获取更多更便利的生活供给。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你被捆绑得越来越厉害了，你的想法和偏好越来越被你的同温层引导，或者说，被困在“信息茧房”中。

　　尤其是疫情时代，因为与各种健康码捆绑，到处都需要扫场所码，微信已经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如同多出来的另一只手。

　　我非常理解我那位逃离微信的学生，她已经意识到自我的生活空间被“占领”了，并尝试离开这个束缚，追求一种看上去简单，但更自由的生活。

　　我无从得知，她离开微信后，如何去过她的生活。我想，她的自我反抗，来自于她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现实生活”与“网络生活”的界限。

　　划定这样的界限，难吗？的确很难。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网络化、互联网场景化了。

　　微信刚刚诞生时，与大家的想象不同，使用微信最多的人，是边远地区的居民。他们喜欢使用微信的语音传送功能，它就像“传话机”一样，便利、不用太多思考、生活化，而且突破了文字阅读和语言组织的门槛。

　　微信诞生于2011年1月21日，那时，正是微博燎原的时代。2011年底，微信的用户数是5000万人。但同年，微博的用户比2010年增加了4倍，即有1.95亿用户。

　　进入2011年这样的特殊年份，你会很容易理解微博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级的增长。那时各种公共事件频发，将人们卷入了“微博广场”。比如佛山小悦悦、温州动车……都是有着强烈互联网记忆的事件。那时的微博热闹非凡，大家在一种“共震”中开展我们的社会交流。但是随着微博的公共空间表达被收紧，其用户量渐渐式微。

　　而此时，另一款社交软件正在悄然散发它的生机。微信在近些年快速地代替了微博。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它的“浅显性”。微博的文字表达使用是有门槛的，而使之有传播效应的往往是那些带有公共意识表达的话语。不妨去翻看那些“大V（最早指经微博认证“vertified”的博主,后指关注用户较多的博主，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某一方面的意见领袖）”的表达，它们充满着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但是微信不一样，它不仅改变了公共空间话语体系的表达，而且使社交软件的使用范围拓充了，更多地进入了我们的私人领域。

　　我使用微博时，关注者中从未出现过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旧时伙伴们，那更多是一种“陌生人的公共社交”。但微信不一样，我的微信关注好友里，陈列着我在私人领域里各种各样的朋友们，甚至我的邻居、社区管理员、租房中介等。

　　这导致对自我生活的控制权被打破，而且一旦被打破，交流与思考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我们常常听说“我被某某拉黑了、删除了。”看上去是交流的中止，但其中蕴含的是价值观和思考的冲突。我就曾经历其中，这样的社交特性使我们的“社交生活”完全改变了。

　　很多人开始去做朋友分组，以平时观察到的朋友在朋友圈的言论，来判断其是否属于“同道者”。因为“公共表达”会对“私人领域”带来一些麻烦，对于公共事务的不同看法会影响现实中的私人关系。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微信信息对生活带来的潜在影响后，也开始反思并过滤一些信息。比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减少发言，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打开公众号，越来越多的人关闭了朋友圈……

　　于是，“社交生活”不再是一种公共性的精神交往，更像是在一种“共震圈层”里，实现各自的“共震效应”，从一个广场的“共震”转向了小范围的“共震”。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很难通过微信这样社交软件去实现“公共精神生活”的自我追求了。

　　▌回到“附近”寻找共同体近来，为什么“附近”这个词越来越打动人呢？人类学教授项飙精准地抓住了网络生活给人们的心理需求带来的变化，他说：“我们的‘附近’在消失。”这种时代话语深深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开始回到现实生活中尝试“联结”彼此。

　　有一次我受邀去深圳参加一个分享活动。邀请者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在深圳的城中村创办了一家叫做“附近Closer”的书店。我依然记得他们的发起之言是：在这个以流动为常态的时代，它试图唤醒人们与周遭地区的连接，并提供给思想交流一块自由的沃土。

　　他们组织各种线下活动，办读书会、举办观影及各种讨论会等。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追问“附近”的来意，他们风趣地回答：“我们是‘附近’的追求者。”他们坚信，个体要实现尊严与自信，不仅在于个体本身，而更多在于关系的建构，即构建“附近”。

　　当然，有人批评说，“不能只在乎与‘附近’的联结，而应该注意建立共同体”。我更想说的是，构建“附近”是一个重要的生活回归方式，而建立共同体，是我们回归生活的最根本内在的需求。

　　今年夏天，我有幸踏足昆明的大墨雨村，听大家讲起其搬迁史：2017年开始就有了第一代新村民（追求美好乡村生活者）的进入；2019年突然有了一个暴涨期，更多乡村建设的理想主义者、专业人士涌入；而近一代新村民是“养老一族”——这些人拿着丰厚的积蓄，盘下村舍做民宿。

　　然而很快，随着抖音和小红书的广泛使用，“大墨雨村”的故事有了另一个新版本。不同的人群开始进入村子，价值冲突也慢慢浮现。

　　近些年，由于短视频等平台的兴起，更多人随着这些平台上的信息慕名而来，群聚的已非原来那批理想主义者，此中必然带来在地乡建理念上的瓦解和冲突。如何构建“附近”的关系呢？后网络时代里，原始意义上完全纯粹的乡村理想生活不再可能。我看到一些实践者在努力构建着美好的愿景，但也在为他们担忧：纯粹追求理想之外，经济面如何承压？

　　其实，任何互联网产品都是易逝者，从BBS、到博客、到微博，我们在网络上不管留下多少澎湃的语言，对一个生命来说，终不及现实岁月里留下的生活痕迹。虚拟世界中的嘈杂，不过是岁月易逝的风景罢了。

　　而来到大墨雨村的人们，的确有些人真的是冲着那些理想主义者而去的。这少数的理想主义者，是否能构建起乡村生活的乐园呢？

　　从大墨雨村出来，我到西双版纳拜见师友老师。他曾在新闻界叱咤风云，却在解职后的数年里，隐身西双版纳。这些年勤笔读书之外，他拾起爱好，用手机拍摄了数万张昆虫的相片，并结集出版了《下里巴虫》一书。今天看书，明天出外拍摄，周而复始，其乐无穷。他给自己常去的拍摄之地取名为“昆虫大道”。他在书中写下肺腑之言：“44年前我的第一次选择是被误导的虚妄；而时间简单了，生活简单了，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所引领，走向我的应许之地。”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回归之路，无论世界怎么变化，回归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到应许之地。